赵昺十分清楚王炎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都归责于整个士人集团。要说应该有人为这病态的社会负责，以他对历史肤浅的认识以为根节应该是皇权社会，君主至上的国家体制和古时的政治传统，具体到人也就是当权者——皇帝。
在赵昺看来，中国古代史就是皇权不断更迭的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国家不断的被颠覆，尤其是在战乱频繁的年代，换皇帝就如同换衣服一般的频繁，于是便给国人留下一个极其尴尬的背反难题：究竟我们应该忠诚于哪一个国家？忠诚哪一个皇帝？忠于前朝，在本朝我就是叛逆；而忠于本朝，我就是当朝的‘走狗’。
左右为难之下，一部分人心里就产生了虚无的不爱国家的理念，背叛者就有了理所当然的理由。既然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永恒真诚热爱的国家，国家也是皇帝的，那么背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怪事。每一个朝代都来一个当代政治正确的律令，百姓就只好变得滑头而识时务者为俊杰。抽象的道德问题演变成简单的常识难题，大家就只好学会了没有原则的油滑软弱。
事实上那些沦陷区的民众往往不太计较这个国家的主子是谁，时移世迁，人心都会渐渐接受事实，除非异族统治者把他们当作次一等的奴隶。北宋年间范成大出使到金，经过了淮河以北的故土，写了不少诗词，其中一绝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迴；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可这却是明明白白的作弊行为。
同样在范成大自己的日记中却记载着真实的事实：“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写相州也只是说：“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哪里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者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其后三年韩元吉出使金国，记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车内，也不敢和当地百姓说话，下车讨水喝，遇到小孩和妇人，用语言试探，让亲信多次去偷偷询问，“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
于是乎绝大多数的文人清客，都绕过了具体的常识难题，去抽象地把爱国难题无限拔高，让老百姓无所适从。而一大批古代愤青们，只看人挑担不吃力，在一边说风凉话最气壮山河，到大事临头，人人得而藏拙，万马齐喑，明铺暗盖的当了顺民，甚至改弦易张当上‘伪朝’的官，为新帝效力。
到了宋朝，自其立国便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国际关系”困局，先是面对着整个北方契丹之辽，其后是女真之金和西羌之西夏，以及当下的蒙古之元的军事威胁，整个北方游牧民族史无前例地展成为一个个国家前赴后继地向宋要求领土和财富，和战周旋成为了宋朝皇帝踌躇苦心的最大难题。
在世人看来，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金军围汴京时人数只有六万，蒙古势力最**时人口约百万，而宋朝人口过一亿，常备军经常在百万以上。传统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有文化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强盛的国家，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世俗文化高度成熟达的时代。
但是，偏偏这样强大的帝国就是不敌落后文明的游牧民族小国，为什么？相信这是今日的中国人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然而宋代士大夫文人仍然一面自夸自己方面的英雄豪迈，一面极力贬低异族国运渐衰，我军万夫不当之勇，敌人如鼠虫狼狈污秽。除了不把对方视作人之外，也总是给予民众一种很错误的假象，以为胡虏只是乌合之众草寇鼠辈。可是战事一起，这种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和英雄气概便全是一一落空。
既如此，那么皇师不举，失地不收，究竟是皇帝朝廷无心于此，还是军队兵将无能？如此糟糕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管理状况，文官集团、文人阶级有深刻的反省和认知么？即或有识之士有所察觉，也是徒有道德空论，忧患情绪大于政治改革的洞察与操作。即使在宋人的策论里，也是空论“和或战”的主题，只在道德意义上奢谈国策，并不致力于反思这些难题。
当真是宋代这些士大夫阶层都是鼠目寸光之辈，士人皆是空谈之辈吗？赵昺以为也不是，而是这些人在当前的制度之下不愿不能反思这些难题。众所周知当有宋进入到一个近代性的经济世俗社会的时候，其政治行政组织却反而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管理系统：一方面是文官官僚统治相当庞大繁复，另一方面却依然是一个极简单的中央集权制度。
一个富庶而庞大、乱七八糟而**、涣散而内耗、享乐而过度斯文、懦弱而自私、退缩而保守、道德而虚荣的国家，这就是宋代整体的实质形象。于是制度混乱，管理冲突，**丛生，一切都缺乏有效性和优质运行的力度，而**日渐泛滥而无法禁止，导致人心、士气、民族精神涣散，徒有焦虑，萎靡不振，茫茫然，前后失据，艰难应战而屡屡以惨败割据赔款告终，一种颓丧失败的气氛弥漫社会，同时激起偏激愤懑、沉郁顿挫的精神心理障碍症。
除此之外，宋代士人最大的难题是在爱国与忠君之间产生了无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宋高宗赵构害怕北伐胜利夺回被俘的父兄，自己的皇位就要退还，所以主观上宁愿以财物金钱领土收买金人，同时指使宰相秦桧执行投降政策，又经营排除军人拥兵自重趋向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