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玉封平刚夫人，范增这边被燕王任为亚卿，太子门下都是喜气洋洋，连续欢饮数日。
范增既为亚卿，自然不能再待在太子门下，故而燕王赐了范增一所大宅，就在外不远，和太傅鞠武府邸相比邻。
范增的家眷，早就来到了燕国，姬丹怕范增无人可用，遂自太子门下拨了五十僮仆和二十个女侍，送给范增使用。
范增新官上任，跟着鞠武熟悉政务，倒是忙碌的很，姬丹这里，汇合门下众人，集众人所长，参各国之用，详细商议逐项变法之道，以便缮写成文交给范增以备使用。
这争论最大的，就是重农耕还是农耕和工商并重的问题。
重农耕有重农耕的道理，所谓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国家要富强，基础就是必须能拿的出足够的食物来供给百姓和军队。没有那一个诸侯，在百姓和军队都饿着肚子的时候，还能称雄于天下的。
国家的粮食，不会从天而降，只能是靠庶民经过艰苦的劳作，一粒一粒的从地里收上来。庶民的耕作，就是为国家效力的过程，因此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鼓励农耕，多一人耕作，国家就多一份产出，少一人耕作，国家不但是少了一份粮食产出，还多一个人吃饭对粮食的消耗，因此，大多数宾客建议，以农耕为本，以工商为末，重本抑末。以求发展。
这种政策的优越，还有一个最好的例证，那就是秦国，自从商君在秦变法以来，虽然后来商君惨死，但秦国历代君主，均奉耕战为国策，百余年来，已经雄强于诸侯。可见重农耕，绝对是强国之本。
但也有人反对，道是农耕虽为国家基，但工商也不可偏废，无农不稳，无商则不富，农家耕作纺织，也需互通有无，比如食盐，家家非用不可，如果没有商贩，长途贩运，则百姓如何得以食用？况农户耕作，镰、锄、稆之类，非工无以制造，非商无处可买，可见工商之徒，也是国家必须，决不可强行抑制。
况且当初商君变法之时，秦人所居，不过是关中一隅，一心农耕，足以快速积累国力，但如今秦人纵跨十余郡，川中巴蜀，上地太原，出产各有不同，工商之类虽然为人所轻，国家亦常以罪人视之，但毕竟也是蓬勃而起，可见强行抑制并无大效，我大燕，南自赵齐，东至辽东，或有游牧之畜，或有鱼盐之利，或有耕种之丰，正可擅用商贾，以通有无，何必效秦之故智。
提倡重视农耕之人，也承认商贾交流有无，实属必要，但对于工商与农耕并重，仍是不同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国中庶民百姓，唯农耕最苦，一丁日夜耕作，不过数十亩，养数口之家，风调雨顺之时，不过温饱，一旦有灾，全家衣食无着。好不容易农闲，又需参加劳役。而商贾之人，往来贩卖，低进高出，转瞬就是一倍乃至数倍之利，所或之丰远在农人之上。重农抑末，尚且人人思弃农而为商贾，何况二者并重？
二者并重，即是轻农，国家之基，必然不稳。
宾客之中，争执很激烈，做主的姬丹很头痛。
关于中国重农之策的利弊，历代多有论述，都认为民以食为天，农耕乃是国家的基，故而自秦以下两千多年，各朝各代，都是以农立国，每当一个王朝稳定下来，最先执行的就是重农之策，也往往通过农业的恢复，快速到达王朝的繁荣和稳定。
重农之策，并非只是一句话而已，而是伴随着土地分配的调整和开垦的进行，以秦国为例，重农，首先是授田制的实行，通过授田，使得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成为社会的主体经济力量，而这一主体力量的强弱，又成为社会稳定与否的决定力量。
作为小农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家庭，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更成为社会的组成单位，赋税的征集，兵役的征集，都是依附在重农之后所配属的户籍制度上。
在经历一个动乱的年代之后，往往由于人口的减少，大地主等上层阶级的衰败，为新的帝国和王朝进行土地的再次分配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分配中，土地的富裕和相对的平均，进而创造了更多的小农经济的产生，进而快速的达到产出的相对富足和整个社会供应的增加。而让整个帝国进入一个繁荣期。
比如汉帝国建立之后，在高祖刘邦削平异姓诸侯之后，文帝、景帝行黄老之道，减少兵役劳役的征集，使得农业快速恢复，粮食生产达到了极大的丰富，据测算，在汉代初期，人均粮食的供应水平远超过现代一倍以上，文景之治的最大的标志，就是仓储丰满，竟然导致了由于储存的时间太久，粮食腐烂在仓，穿钱的绳子烂掉，钱拎不起来的现象。
再如著名的贞观之治，也是在大唐帝国实行均田制、府兵制之后，短短十几年间，农业极大规模的恢复，物产丰盈，竟然到了每斗米不过三四钱的地步。全国数千万人口，一年的死刑犯人不过才二十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