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曼这才想起来他早上动情的描述，脸不禁红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向安东尼奥把我的自传有侧重地大致念了一遍。”
“尽管我并不知道具体的内容，”巴赫微笑起来，明白了什么，“但是我似乎知道这些侧重的内容。——安东尼奥，”（维瓦尔第非常欣慰，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手里的哈吉斯（is）苏格兰风味羊内脏包放了下来），“我猜测菲利普并没有告诉你故事的后续。而且我猜测菲利普自己也不知道——弗雷德老兄，您希望我讲讲20世纪初我们在协会的故事么？”
“行行行，讲讲讲！”话已至此，亨德尔无计可施，鼓着腮帮，他顺手把维瓦尔第放下的哈吉斯羊内脏包抢了过来（“你不吃我吃！”），“都是些老生常谈……废话连篇！”
巴赫没有理会气急败坏的亨德尔。“那时是20世纪初，弗雷德与我时年在协会，而菲利普与安东尼奥尚在林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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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富有偏见的科学。当它偏爱一个人的时候，它充满妒嫉地爱着他，除他之外再无他人。自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伟大被世人所承认的那一天起，他所生活时代的其他伟大之物全然变得几乎一文不值。即便亨德尔具有与巴赫相当的天才与更为瞩目的成功，这个世界从未原谅过他的莽撞。其余的都湮没在尘埃之中；恐怕这些尘埃之中没有哪一颗像落在泰勒曼身上的那么沉重，一切都是对于他在世时对于巴赫取得的傲睨一世的胜利的报复。”
当1922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故国音乐之旅》（a ）写下上述语句的时候，或许并没有很多人具有同感。自从1832年泰勒曼的《耶稣之死》的演出落下帷幕，直到20世纪，再也无人问津过这位作曲家和他的音乐。
20世纪初，人类共同回忆录实体化个体联合协会地域。
亨德尔烦躁不安地踱着步。古旧的地板被踏得吱嘎作响。过去的这些年，他和巴赫的关系越来越差，或者说，从来没有好过。在世的时候，他何尝不知道巴赫为了见他一面付出了多少努力，然而他宁愿闭门不见；现在，被这位德//国本土农民时时刻刻踩在头上的滋味更是不好受。
罗曼罗兰的书很大程度上激起了这位作曲家的共鸣。亨德尔可能不是很高兴看到罗曼罗兰写他“长马脸，随着年龄增长变成牛形，并逐渐被脂肪所淹没”、“这一大团肥r_ou_在发怒时气得乱抖”（虽然富有自知之明的他并没有驳斥），但读到关于他旧时朋友泰勒曼的一段话，让他悲从中来，又似有无名怒火无处可施。
1867年的6月25日夜，刚来到协会不过8年的亨德尔一夜无眠。他来到协会的港口，戴上刚配上的眼镜，手里捧着一束白里透粉的秋海棠，向着水天交界处的薄雾眺望。当月亮逐渐落下，启明星渐渐浮现，他没有丧失希望；当26日的晨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之上时，他依旧屹立在那里。
1867年夏末的亨德尔大概花了小半个月才勉强说服自己接受他的老朋友没有出现的事实。他震惊、暴怒而又质疑，如何也想不通为何人类共同回忆录没有选择那样一位“从法国到俄罗斯家喻户晓”、“值得一切嘉奖”的“无与伦比的大师”。大半个月后，亨德尔坚定而固执的各类质询终于有了结果：他永眠之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邻居、时任英//国馆馆长的艾萨克·牛顿爵士，告诉亨德尔他的好友目前在林勃。
林勃，这是什么鬼？亨德尔听完解释之后，不但没有如释重负，反而愁眉不展。“他们并无罪过；但即使他们有功德也无济于事”…… …… 但丁的诗句又回荡在他脑海。这怎么可能？！他的功勋难道还需要考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平息怒火之后，1867年年末，亨德尔设法与在林勃的老朋友取得联系，希望平复他的心情。花卉与信件，经由信使之手，像两个世纪前一样传递。老朋友依旧在信件中语调不惊，优雅得体，却一次比一次惜字如金。每每他仅感谢鲜花，问候在协会的友人，却从不提及自己的状况。那年圣诞节，亨德尔照例送去一篮鲜花，样式与1750年的那篮丝毫无差。泰勒曼从林勃的回信很快就收到了，依旧是礼节性的只言片语，然而似乎因为被水打s-hi而变得皱皱巴巴的信纸和模糊的字迹，似乎暗示着事实并非信上所写的一切安好。
当马特森1740年评说“吕利闻名于世，科雷利值得称赞，但仅有泰勒曼一人高于他们所有”时，他并没有说错；然而那都是18世纪的过眼云烟。19世纪的学者并不这么认为：
“（泰勒曼）以他孜孜不倦的乱涂乱画，倾倒无数作品；它们不过都是工厂货色，毫无艺术可言。”（endel，1878）
“泰勒曼的创作可怖的随意，毫无气力，内涵与创意；他一首又一首地胡扯下去。”（robert eitner，1884）
“他（泰勒曼）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