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经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也正经太多了些。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著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他点了一大串名，用来告诫他的子孙们，要汲取经验教训，好好作文的同时，更要好好地做人。幸好，他只是用心良多的家长，而不是手握权柄的官长，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准备了。
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c；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许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煽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
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d县里无好人了。
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琅玡颜氏当然是沿袭东汉的马融、郑玄的经学传统，推崇儒术，埋头学问；但从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愿意钻牛角尖，做老雕虫，而是走出传统，反对礼教，崇尚性灵，追求自我。越不为世所容的行径，越不为人所接受的奇谈怪论，越成为他们浪漫的目标。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fēng_liú放荡多少倍？
博士买驴（2）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仍，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y艳的“宫体诗”，搞sè_qíng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fēng_liú种子。
宋刘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辟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169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国驻北朝西魏国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靡、贪图安逸、y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中，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