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着是安连增家。安连增有点文化，是队里的会计，人很孤傲，老死不与邻居来往。隔街看见他挑水，我父亲就嘲笑他，说：“你看他那个球球样，连水都不会挑，还傲气个什么！”他不像别人那样把扁担的中间放在肩上，使前后平衡，而是前短后长，这样前面的水桶老往上撅，他不得不用两手把住扁担往下压，屁股往后撅，确实让人看了觉得好笑。
他的西面就是刘兆山家。刘兆山一米八五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大嘴丫子，见人就嘿嘿憨笑。他的大姑娘刘丽荣是学校的田径队长，短跑名将。比我大两岁，待我像亲弟弟一样。长子刘立怀和我同岁；二子刘连喜，仅比我小一岁，我们是最常在一起的玩伴。
他家西面是赵铁增家，赵铁增比我小一岁。他家房西头支了个铁匠炉，为人打些锄头、撅头、镰刀、马掌之类的。他家西面是通往前小街的小道。再往西到小西沟边是空地，后被黎红社占据。
那时，我们常玩的游戏无非就是捉迷藏、跑马城、攻城垒、跳格、跳绳、投口袋之类的。夏天，我们一起到河里洗澡，完了就在岸上捉蚂蚱、打判官；冬天，就打陀螺、弹琉璃球、放爬犁。
有一年夏天，雨水特别大，铁路货场西头地势低洼，存了齐腰深的水，成了水泡子，里面漂浮着一些木头，还有两张捞木头用的木筏子，这可成了我们游戏的天堂。我们整天泡在水里游泳、打水仗。人多的时候就分成两队玩战斗的游戏。每队一张木筏子，其余的人趴在木头上，用手划水，把木头当做战舰，向敌人发起攻击。独木在水里总是转动，趴在上面的人也总是往水里掉，有时就喝两口水。那水就是黄泥汤子，那我们也不管不顾，依然玩得兴高采烈。一天中午，母亲在后门口招呼我回家吃饭，我急忙出来穿上衣服往家跑去。跑到半道看见道旁的粪池里有个小孩脑袋一窜一窜的，我马上想到可能是赵永学的三弟。因为只有他小弟弟常上水泡子这儿来，他小弟弟只有一生日多，路还走不稳。我拔腿就向他家跑去报信。他父亲招呼了许多邻居来帮忙，由于不知粪池深浅，没人敢往下跳，就找来各种工具打捞。工具很不顺手，捞了很长时间才把人捞上来。捞上来时，孩子已经昏迷，大家七手八脚地给孩子倒肚子里的粪汤子、抠鼻孔眼、耳朵眼里的粪汤子。后孩子吃不进东西，一个多月后死了。我像他们家里人一样伤心难过，因为赵永学和他二弟都有大骨节，唯有这个老三长得顺溜漂亮，我像他的哥哥一样经常哄他玩。长大后，我想：当时送他上医院清洗胃肠，也许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可惜那时临江刚成立人民医院，人们对医院还没什么认识。
有时，还有些临时玩伴。我五岁那年，我家西头租给了一户姓郑的山东人。一天早上，我上他们家玩，一家人正在南炕上吃早饭，一个刚会爬的小姑娘单独在北炕上玩。谁也没注意，她爬到了炕沿边，一滑手，栽下炕来，我本倚在北炕沿上，离得最近，一抄手把她接住了，没摔着，他们一家人很是感激。吃完饭，她两个哥哥，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六岁，上山割草，非要带我去玩，我就跟着去了。我们来到帽儿山峰前的山包上，我是第一次爬到这么高的地方，看到白云就在头顶飘，鸭绿江在脚下静静地流，看不到一点波浪，像一条闪亮的带子一样；整座城显得那么小，听不到一点声息；耳边听到的是小鸟清脆的鸣叫，鼻中闻到的是青草和野花的芳香，别提多高兴了！郑家哥哥开始割草，我脱下小褂扑打小鸟。有两只鸟红嘴巴、黄肚皮，在我身前身后飞，我多想捉一只玩啊，可我就是扑不到它们。它们也不飞远，等我追到它们跟前，它们就“扑棱”一下飞走了，等我停下脚步，它们又落下。我追着它们东奔西跑，累的气喘吁吁、汗流满面，还是拿它们没办法。郑家大哥哥看见，就过来接过小褂，等小鸟落稳了，从小鸟的后面蹑手蹑脚地摸过去，一下子把小鸟扣在褂子底下了。我高兴地拍着手跳了起来。可是，山坡上草密衣服轻，落不实诚，小鸟从缝隙中飞出去了，我闹了个“猫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等郑哥哥揭开衣服一看，草窠里有一窝鸟蛋，整整五只。郑哥哥把鸟窝端给我，叫我好好拿着，回家捂着，过些日子就能孵出小鸟来。我小心翼翼地把鸟蛋捧回家，找东西盖好，等小鸟孵出来。可我着急呀，一会儿拿出来看看，一会儿拿出来看看，看看孵出来没有。鸟蛋皮很薄，稍不慎就捏碎了。结果，不到天黑，五只鸟蛋全都捏碎了。
血的“洗礼”
我生平目睹过两次血腥事件。第一次是在我童稚时期。那是一个下午，我只记得太阳很晒，住在街里的冷大爷、唐启超大爷、韩家台子的李爷爷等人都来到我